记得小时候,我是个特别爱哭的小孩。那些眼泪总是来得猝不及防,像被风撩起的湖面,涟漪荡漾得无边无际。可后来长大了,我发现眼泪仿佛变得越来越稀少,像干涸的河床,再也找不到流动的痕迹。 即便是在被上一任甩掉的那段日子里,我的生活彻底失序,痛苦像灰烬一般填满了每一个呼吸的间隙。我却没有哭出来,哪怕再想哭,眼眶也是干的,像荒芜的沙漠,寸草不生。 最近几年,我唯一一次哭,还是刚工作的第一年。在上司用冷冰冰的语言击穿我最后的防线后,我在心理医生面前终于失控,那场泪水来得仓促,带着一种压抑太久后炸裂的疼痛感。 可这样的我,竟然在几天前突然哭得撕心裂肺,像身体的某一部分被强行剖开,血淋淋地暴露在空气里。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。我交了一份文档,审查的时候出了些问题。上司说了几句,语气并不算严厉,但他的那些话,轻而易举地否定了我的努力。我听着,心里像被塞进了一块冰冷的石头,堵得连呼吸都变得迟钝。那一天,我吃不下饭,喝不下水,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些刺耳的评价。晚上不到九点,我就爬上床躺着,试图用睡眠逃离这种压抑。 第二天清晨,胃疼把我从床上拽起来。带着快要被掏空的力气,我出门买了些面包,坐回电脑前漫无目的地啃着,同时随手点开了FPX的比赛直播。 屏幕里的弹幕忽然开始整活——“硬币哥打得好啊!”“我是废物!” 那一瞬间,我笑了,笑得猝不及防。可还没等笑意散开,眼泪就像失控的洪水涌了出来,模糊了我的视线。 我放下手里的面包,趴在桌子上哭得浑身颤抖,像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。那种撕心裂肺的哭泣几乎要掏空我的力气,可又让心底某个无形的结终于有了些松动的迹象。 接下来的几天,我过得混沌而低沉。每天只吃一顿早餐,晚上下班后直接靠安眠药催眠。世界像被笼罩在一层灰色的薄雾里,轻飘飘的,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 直到今天,我才稍稍感受到了一点生活的温度,破天荒地吃了早晚两餐,像是在漫长的黑暗中找到了一点点光亮。今晚,我决定晚些睡,似乎终于有些期待起未来的日子——上司接下来两个星期都不会在,这或许是段能让我喘息的时间。 但我知道,生活总是有它的重量,哪怕暂时轻盈,也始终需要背负前行。我只希望,时间能再温柔一点,让我有更多喘息的空间,好让我在下一次崩溃前,学会如何站稳脚跟。 眼泪擦干的那一刻,夜晚似乎也平静了下来。我抬头望向窗外,天边已经有了一丝模糊的光亮,那光虽然微弱,却像是一种承诺,承诺着明天的到来,哪怕它并不完美。
又到了续租房子的时候了,中介给我寄了几张表让我填,我填好了给他们寄回去。完了他们竟然说我填的亲属联系方式有问题。 我表示很不解我也不是第一次续租了为什么就这一次和我说有问题? 我很硬气地在电话里说我不能改,没有别的亲属联系方式了,以前都没有问题怎么就偏偏这次和我说不行,不行就退了。 她又改口和我说试着帮我申请一下但是有可能会失败,如果失败了会再联系我。 真是晦气,又是哪个新来的实习生带劳资节奏?
距离上一次写日志都是4个月前了,眼看进新公司也快一年。 这一年可以说是豪无长进,我依然不愿意跳出舒适圈,不愿与人交流,依然觉得工作很辛苦。 就在前一个星期被上司任命副小组长,让我开始管理一些人,说我该开始从大局思考了。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管理这些事情,我只想悄悄地上班做完工作悄悄地下班。 另外就是突然间被一个后辈缠上了,感觉他真是没有一点礼貌。自来熟不说,还要花我下班时间连麦问各种奇怪的问题。又不是我的组员,有问题自己不会找自己的上司去。就连我每个月拿多少钱,去年奖金多少都敢问。我随便应付了他一下他竟然还敢说怎么你才这么点钱。真是个亲妈骨灰盒爆炸的贱婢。 问什么问,你妈死了。 最近身子也是不大舒服。去医院检查拿药了好几次肝指标一直下不来,医生说吃药一段时间等4月份的时间再抽一次血看看。昨天去医院的时间偷偷瞄了下医生的屏幕看到有一小段文字写“疑似肝癌”。上一次我看到医生的屏幕最严重的还是“甲状腺亢奋”。我自己觉得我这些年过得太痛苦,应该活不久了,如果真的是肝癌的话就真的应验这个想法了。 今天下午4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,然后就不小心睡到了8点多。不知道今晚还能不能睡得着了,趁写完这篇日志的时候得赶紧吃一粒安眠药了。
不知不觉,夜已经深了,时间悄然滑向凌晨一点。快到十二点的时候,我吞下一颗医生新开的安眠药,可身体仿佛忘记了如何回应药效,闭上眼,脑海深处仍旧是黑暗与喧嚣交织的深渊,像是深海的波涛,涌动着看不见尽头的阴影。 上周,我拿着公司体检的报告给医生看。也许是我没有主动提到最近心里那种隐约的沉重与抑郁,医生似乎并未将我的状态往抑郁症的方向考虑。其实,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他坦白所有——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和潜藏的自我厌弃,就像某种见不得光的病灶,埋在心底深处。我不愿让人发现。 医生在诊室里测我的心率与血压。心跳一如既往地快,像一匹失控的马,奔跑在看不见终点的荒野。医生皱着眉,怀疑我可能有潜在的心脏病。他让我抽血,做心电图,说等下周验血结果出来再回诊。我离开时,瞥见医生电脑屏幕上写着“可能心率不齐”和“甲状腺功能亢进”几个字,心里仿佛被谁投下一块冰冷的石头,沉闷得透不过气。 后来去抽血,护士的神情让我有些不安。她抽完血转身去拿胶带时,嘱咐我按住针孔。不到一分钟,她回来检查止血情况,却突然问我,“你以前被说过血止得很慢吗?”她一边问,一边用棉球擦拭渗出来的血。动作太过反复,以至于我的神经绷得更紧,忍不住开始怀疑:她是不是故意用了什么不干净的棉球,想让我感染某种疾病?接下来的时间,我不停搜寻这家医院的黑历史,妄图找到那些潜藏的隐患。我知道,这种疑神疑鬼的状态本身就像某种失控的病症,但依旧无法阻止。 新开的药最初是有效的,周末两天我睡得比平时多。可不知为何,到了周一药效似乎失灵了,整个人像是从一片浮萍的安稳中被扯入无底的漩涡。 第一天上班,我几乎没有说话,甚至对上司的问候也敷衍应付。手头的任务繁杂又棘手,而我感觉自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小船,每一根桅杆都在咯吱作响,下一秒便可能崩断。我写的报告被批评得体无完肤,上司冷冷地说,“这么马虎,以后别再这样了。” 我握着报告单的手微微颤抖,心里却只剩下一个念头:我该怎么改呢?——我已经自身难保了,为什么还要被迫做这些让我痛苦的事情?如果不是我还有最后一丝穷人的理智,我早就辞职了。 下班回到家,我躺在床上,翻看那些令人感到沉重的视频和音乐,仿佛用它们的刺痛感验证自己尚存的情绪。点开滇西小哥的视频时,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。我一边揉着头,一边看下去。三年前,那段被上司职场暴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日子里,我也是靠这些视频才能勉强熬过黑夜的。 偶然间,我又翻到一些关于抑郁和自杀的视频,眼泪突然决堤,流到止不住。泪水模糊了视线,我只好起身写下这篇日志,试图用文字疏解情绪。 我想起曾经对一位心理医生吐露过“自杀未遂”的事情,他听后显得十分震惊,说病情如此严重需要住院。但其实,我并没有真的尝试过自杀。我根本不敢,因为我仍然恐惧死亡。 所以,像我这样,对死亡怀有恐惧的人,算不算抑郁呢? 如果一个人真的极度困倦,他应该不会抗拒入睡。同理,如果我还惧怕死亡,是不是说明我的抑郁还没到最深的地步?我固执地相信,抑郁的尽头是死亡,而我似乎还在一条遥远而模糊的长路上踟蹰,尽头的影子尚未清晰可见。 写到这里,窗外的夜色更加深沉。再过几个小时,我又要面对上司无休止的批评了。今天是20号,也是我加入这个项目的第20天。用安陵容的话来说,我不知道这每一分、每一秒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。 不写了,晚安。
我从四入入职新公司以来一直没有再去医院拿安眠药。 因为公司会知道我用了医保看什么病,在这种疫情不好找工作,到处裁员的关头,万一他们知道我有抑郁症岂不是要把我裁掉。 但是四月以来我一直睡不好,体重一直上升10多公斤,上个星期终于忍不住去了一家综合性一点的医院,看了精神科。 医生可能不知道我的病情有多重,只是开了一些普通的安眠药,我还是睡不好。 本来是只能吃一粒的,今晚吃了两粒,现在快3点,依然无法入睡。
安陵容就是我。